废话人间

二十多年前，我赤足在滇池边摸鱼抓虾，好不痛快。如今不可能了，滇池就好象是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昆明人都知道，滇池已经是一潭污水，说起来都不自觉地捂住鼻子，好象不这样就要被那股臭气呛晕过去。只有上了年纪的人，还时不时会发出一声叹息，对过往岁月无限怀念。我知道，这其实是多么虚妄的事，因为许多人还抱有一种幻想，只要大家齐心合力还可以重现过去的一池清水。然而，我很早就放弃了这样的幻想，这是因为我的小学地理老师，她曾经不无痛心地诉说滇池的遭遇和不可挽回的后果，可是三尺讲台下那群懵懂无知的孩子，他们是否听懂了她的一片苦心？
上月，我因有事去一趟福宝乡，福宝就在滇池旁边，因为经营休闲娱乐而闻名全城。我找机会去看了一眼滇池。那天，天气很好，海风吹来，有些冷清。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每逢周末，许多人都会选择去海埂公园消磨时间。下水游泳，谈请说爱，悠然自在。然而昨日光景不在，眼前只见几只白鹭在附近水塘追逐，顿生无奈。人走了，白鹭高兴坏了，可是这里的鱼虾怎么消受？那年，趁着滇池还没有封渔，我与老李雇了一条小船泛舟滇池。摇船的渔夫说，今年打渔不过几百斤，实在少得可怜。这话颇有点政治不正确的意思，不过却是真话。渔夫又说，这几百斤还包括了虾米和田螺。然而，我好奇的是这鱼是否真能食用？眼不见为净，更何况水至清则无鱼。
老李说要趁着夜晚再度出海。这种想法很有点浪漫主义的情怀，也是因为对于那个渔夫的经历效仿。渔夫因为无法忍受夜间蚊虫，身边又无女人作伴，于是决定出海过夜。后来他常告诉外人，夜晚在海上入睡不仅没有蚊虫骚扰，而且一觉醒来神气清爽。我半信半疑，我以为对于一个经常失眠少睡的人，这应该是极具诱惑力的暗示，不过，我当时坚决反对。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懊悔。那样的天光，应该有无数星辰在头顶闪烁，四下寂静无声，不知何其美妙？那天，我稍微有些晕船，船摇人斜，感觉腹中有物滚滚欲出，老李却好象如鱼得水，分外高兴。相同的境遇却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就是天命。

怎么看我都好像是罗大佑的歌迷。混在现场，上窜下跳，感觉也还算不错，用现在的新名词来说，我就是他妈装逼。实话实说，李志的音乐我听的少，周围的人都在听，什么梵高先生什么天空之城，感觉好像没听过李志都显得落伍了。不过我自己倒是更喜欢暧昧这首歌，说起来好些人都摇头。我也喜欢李志的粉丝，那些认认真真来听音乐的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幸福感。中场时苏阳捧着蛋糕跑上台祝李志生日快乐，好多人都乐了，大家会心一笑真诚祝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叫他“李逼”，不知是他的自嘲还是他的自觉？我总觉得他好像很不喜欢那个词。这还用问吗？起哄架秧子的事什么场合都不少见。结果他说心情被搞得很糟，不想再唱下去。最后唱了一首改编了的现象七十二变就结束演出，不可一世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国人有句古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大概是说治理国家就好象煮小鱼小虾一样。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这可不是一个简单活计。要调色调香调味，如何料理更显出手艺，所以“烹小鲜”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中国菜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大杂烩”，这是坊间最为流行的家常菜。不分青菜萝卜大豆小瓜，乱七八糟混为一锅。中国人说话做事往往也这样，东拉西扯，无事生非，什么事都能搅和起来，真是蔚为壮观。
两口子吵架，一般都是这样。事端可能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一旦吵起来，总能牵扯出一大堆事。这就好像是吃火锅，不管什么物件都可能扯出来，荤素不分，生熟不忌，全然没什么条理章法可循。到最后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可谓稀里糊涂、胡搅蛮缠。如果说大杂烩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大概许多人要不高兴了。如果不高兴了，说不定又是一场大混战，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
言多必失，就说做事吧。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不然，有了问题，出来“和稀泥”的家伙一定不少。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所谓调和矛盾，不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看似和谐，其实却是埋下重重隐患。古医有“相生相克”一说，所谓相克就是互为拮抗互为制约，倘若将相克之物放在一个锅里煮，你想想看，不闹肚子才怪。中国人似乎不太善于分门别类，多年的马列教育更形成了一锅粥似的思维方式，什么事都可以用一个理论去解释，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韓寒的文章《這些狗真麻煩》是難得的好文，對於當下比較流行的“强制拆遷”這類社會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官商勾結的利益內幕做了准確精當的分析。此類事件屢見不鮮，但是類似韓寒這樣的大實話卻不多見。韓寒是一個自覺的公民，這是我所為看好他的地方。我是說，遺憾的是，其實我們許多人都不具備享有“公民”這樣的稱號。
“我們就是那一堆狗”。這是多麼令人振奮的表達！
我又想起村上春樹的話——“我永遠站在蛋這一邊”。他說，不論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边。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着一堵堅硬的高牆（這堵牆的名字叫體制，體制應該保護我們，但是有時它卻無情地高效地系統地殺害我們）。
“假如有一個作家，他，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書寫一些站在牆那一邊的作品，那麼究竟這些作品還有什麼價值呢？”村上春樹的質疑所具有的道德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可以作為對於作品好壞的一個不容忽視的評判標准，但是，不知他的這番話對於五毛或自稱喜歡讀他小說的小資讀者們是否具有當頭一棒的作用？
我發現，好作家都有一個共同點：雖然他們從不談論諸如政治這樣的話題，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沉默，更知道自己應該立身何處。